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

焚书坑儒只是一个传说?

2016-06-28 张泉 商业周刊中文版

我们习惯于用当代的知识结构与判断标准来揣测历史。

谬误代代相传,有时也会被当成真理。

回归真实的历史语境,就变得尤为重要。

从商周到秦汉,柯马丁(Martin Kern )逐渐揭开的,

不只是一个古老国家的青春记忆,

更是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历史真相。

柯马丁MARTINKERN

1962年生于德国,科隆大学汉学博士,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,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,Greg ('84) and Joanna (P13) Zeluck讲座教授,当选美国哲学院(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)院士,国际汉学界最负盛名的学术刊物《通报》(T'oung Pao)主编之一,兼任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。学术研究领域涵盖先秦两汉文学、文献学、历史、思想史、艺术史和宗教史,致力于早期文本的形成、接受、经典化研究,同时对中国古代及中世纪诗歌的理论、美学、阐释实践有浓厚兴趣。他的著作主要有《秦始皇石刻: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》(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'in Shih-huang: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)、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(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)第一章《先秦西汉文学》等。

40岁以后,皇帝变成了一个内心孤独的漫游者。车骑一寸寸碾过他所征服的六国土地,有时他还会不辞辛苦地登上山巅,试图与神灵对话。在峄山、泰山、琅琊、之罘、之罘东观、碣石、会稽,他立起七块石碑,刻文颂扬秦德,偶尔也会严词训诫某些心怀叵测的遗民们。


 

两千多年后,当柯马丁(Martin Kern)在拓片上努力辨认这些古老而斑驳的字迹时,七块石刻几乎都已不复存在。存世最久的琅琊石刻,在20世纪初的一次暴风雨中坠落悬崖,沉入海底,只打捞回一些残片。绝大多数学者以为,这些石刻既无史学意义,也缺乏文学价值,不过是秦始皇好大喜功的一生留下的又一个例证罢了,柯马丁却从中发现了早期中国文化嬗变的轨迹。


 

在专著《秦始皇石刻: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》(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'in Shih-huang: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 Representation)中,柯马丁将秦始皇石刻纳入周代以降的宗教、礼仪与文学的传统中进行考察,阐释其传承与演变;同时,他从文化史、社会史等角度梳理秦朝文本在汉朝所遭遇的阐释与重塑,这让他越来越相信,如今对秦朝的一些认知与判断,绝非事实。


 

七篇石刻铭文,短则108字,长则288字,却引导柯马丁重返中华帝国的开端,重拾久违的真相。

 

柯马丁的人生与绝大多数汉学家不同。


 

1962年,他在德国出生,那时,不断蔓延的柏林墙正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。高中毕业后,他做了4年记者,当他决定继续读大学时,已经23岁。在科隆大学,北岛和顾城的诗歌让他对中国产生了兴趣,起初阅读的是毛汉茂(Helmut Martin)翻译的版本,后来开始自己学习中文。1987年,他到北大留学,在袁行霈教授指导下,开始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价值。1989年秋,他回到德国,中国发生的一切,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国家古老的传统与崭新的现实,它们似乎始终息息相关。


 

柯马丁最终决定集中关注早期中国文学,1996年,凭借对汉代郊祀歌的深入研究,他在科隆大学获得汉学博士学位。毕业后,他选择前往美国,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期间,康达维(David R.Knechtges)教授的提示,让他对秦始皇石刻产生兴趣,成为新的研究方向。此后,他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,前往纽约任教。孜孜不倦的研究与写作,引起普林斯顿大学的注意,他应邀南下,如今是Greg ('84) and Joanna (P13) Zeluck讲座教授及东亚研究系主任。


 

德国与中国早期文学的渊源由来已久,歌德曾对"道德哲学家"孔子满怀好奇,卫礼贤曾广泛译介先秦诸子,海德格尔则与《道德经》相遇,擦出思想的火花。柯马丁对中国的兴趣,却是从现代启程,不断地向更为久远的古代中国跋涉。从商周到秦汉,他逐渐揭开的,不只是一个古老国家的青春记忆,更是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历史真相。

 

中国人记忆中的秦始皇,与两个无比恢弘的意象有关——长城与兵马俑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,人们仍然愿意用秦代的古老意象来象征现代中国的崛起。吊诡的是,它们被视为民族的骄傲,秦始皇本人却还是被当成"暴君"——焚书坑儒,穷兵黩武,徭役沉重,法令森严。


 

秦始皇巡游中国时并不知道,有一个楚国的年轻人曾遥望车驾,宣称"彼可取而代之也"。只不过,最终"取而代之"的不是项羽,甚至也不是刘邦,而是汉朝的儒生,他们重塑了秦始皇的形象乃至秦朝的历史。


 

柯马丁发现,"焚书坑儒"只是汉代儒生们编造的无数个故事中流传甚广的一个。秦始皇确实坑杀过两名"方士",但并不是儒生。遍寻早期文本,他也找不到一个被坑杀的儒生的名字,恰恰相反,像伏胜、叔孙通这些儒生在秦朝的处境甚至还不错。柯马丁又对比了秦汉前后出土的一些儒家文献,并没有明显的差别。仔细排查历史,在司马迁之前,也不存在对秦始皇"焚书坑儒"的指控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讲的只是"焚诗书,坑术士",直到公元317年面世的伪造的孔安国本《尚书》中,才第一次出现"焚书坑儒"这个词。种种证据让柯马丁提出,是汉朝的儒生篡改了这一切,他们通过制造"焚书坑儒"的悲剧传说,为儒生阶层建立起道德优越感,也形成了儒生的身份认同,又通过修订乃至篡改先秦文本,确立了汉朝的合法性。与秦国长达700年的漫长历史相比,新生的汉朝没有历史可循,身份低微的汉高祖刘邦更是与贵族传统格格不入。怎样创造汉朝的历史,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,就成为交给汉代儒生们的一个紧迫的命题。显然,他们完成得相当出色。


 

回溯秦始皇的人生,柯马丁意识到,他与中国绝大多数王朝的开国皇帝都不同,他出身王族,自幼受过规范的礼仪训练,在统一六国、成为皇帝之前,他已经做了26年秦王。他是挟世袭王权之力登上权力巅峰的,而后来许多王朝的开国皇帝,大多出身草莽,或是以将相身份篡位。


 

我们显然需要重新看待这个所谓的"暴君"和"破坏者"。柯马丁认为,秦始皇不但没有破坏传统,反而在追寻传统,并控制传统。秦始皇巡游,其实是在效仿舜,度量自己的帝国,重建宇宙的秩序,秦始皇对文化的态度亦是如此,正是在秦始皇的时代,完成了"五经"的经典化,"他还是在强调经典,不是破坏经典。汉代的儒生正好把这个故事反过来说了,而中国的教科书仍然在延续这个说法"。


 

 200435日,中国著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德国柏林共和国宫展出,一位工作人员在调整头和身体的位置作人员在调整头和身体的位置


 

两千年前的往事,遥远得仿若神话。其实不只是秦始皇,孔丘、李耳、庄周、屈原、司马迁等人都被光阴之手涂成了亦真亦幻的模糊身影。中国人对他们无比熟悉,其实又无比陌生。时至今日,我们习惯于用当代的知识结构与判断标准来揣测历史,台湾"中央研究院"副院长王森院士用"后见之明"来形容这种历史认知的困境,柯马丁常用的词则是"时代错置" (anachronistic)。谬误代代相传,有时也会被当成真理。回归真实的历史语境,就变得尤为重要。


 

2003年,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与耶鲁大学的孙康宜主持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(The 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)的编撰,邀请柯马丁写第一章,原计划写先秦诗歌,柯马丁却断然拒绝,既不想只写先秦,也不想只写诗歌。他认为,诗歌并不能代表中国早期文学,必须从汉字、铭文到诗、赋,对早期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整体观照;此外,早期中国文学从商周到先秦直至西汉,是一个完整的延续与演变过程,直到东汉才真正出现新的局面,因此,先秦决非断点,更不是终点。


 

这部中国文学史起笔就与众不同。柯马丁从汉字出发,解读中国文学传统。他提出,尽管汉字在早期并不稳定,但是,进入中华帝国时期以后,文学传统由基本趋于稳定的汉字所书写。书写系统(writing system)的稳定性相应地造成了语言、文化同样稳定的幻象,形成令人敬畏的漫长传统,这种幻象甚至反作用于人们对先秦的认知,误以为先秦文学也是稳定的。"自前帝国时期以来,这一现象已经产生了一种永恒的文学共同语(koine),它随着时间而渐变,但始终坚守其基本的同一性与连续性,囊括了不断扩大的文本世界。"


 

柯马丁对中国早期文学的许多洞察都是颠覆性的。


 

"天命"在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中频繁出现,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却几乎找不到,到西周中后期才开始变成一种重要的概念;"天子"的称呼到西周中期开始变得普遍,西周末年才大量涌现。种种证据让柯马丁相信,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反映了西周中后期乃至春秋时期的人们对西周早期的记忆,而《诗经》的颂诗、《尚书》的王室演说以及青铜器铭文对西周初年的描述,并非意在记录历史,而是为了表达对失落的黄金时代的记忆。


 

《论语》在战国时其实毫不起眼,直到西汉被纳入太学教学才真正引起关注。孔子也并不是《春秋》的作者,甚至包括孟子、庄子、墨子等人在内,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著作,都是经过后世不断口传、书写、编撰过的文本。经过详细的考证,并深入分析文本的语言风格,柯马丁推测,《荀子》或许才是第一个主要由一位作者(荀况)完成的文本。而所有这些战国时代的文本,其实都经过了汉代宫廷学者的修订与重塑。


 

他甚至认为,所谓的"百家争鸣"其实不像争鸣,他无法从文本中找到诸子相互引用、争论或应和的痕迹,"最好视之为与某些杰出大师有关的思想、故事汇集"。他也试图从音乐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的关系,楚地出土的管乐器、弦乐器与中原出土的钟、鼓、磬,演奏的音乐效果完全不同,也造成了《楚辞》与《诗经》不同的语言风格。


 

中国早期经典的命运,在汉代发生了重大转折。当柯马丁试图解读其间的因果关系时,他发现,"帝国倡导的传统学问,塑造了一个由数以千计的学者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",儒生们帮助帝国建立起政治秩序和历史话语,同时也树立了自身的权威,不到两百年,这个新生阶层就成为帝国的核心,甚至尝试与帝王分享权力,这一格局从此再未改变。作为汉学家,柯马丁谙熟中国经典,又站在中国漫长而沉重的传统之外,跨文化的身份让他拥有了更加敏锐的视野与更加多元的观察。

 

自从吉德炜(David N. Keightley)教授在1975年创办Early China杂志以来,早期中国研究在西方学界渐成气候。如今,柯马丁已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。翻开古籍与拓片,他便进入另一个世界。有时穿梭于淮南王刘安的宴饮现场,有时则循着屈原的脚步,在汨罗江边游荡,有时会重返西周,往盛满祭品的青铜鼎里寻找那些向神灵、祖先祈祷的神秘字符,有时则与司马迁一道在中国的大地上漫游⋯⋯他对古代史料的谙熟程度甚至超过许多中国学者。有一次,一位北大教授与他讨论问题,提及一段史料,柯马丁竟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它的出处——在某本书的某一页。


 

柯马丁离开德国已近18年,他精通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中文、日文,长年置身于不同文化之间,让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现状倍感忧虑,他希望中国学者能拓宽视野,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来观察中国文学,而不是闭门造车,固步自封。


 

这个寒冷的冬夜,我们一直聊到茶室打烊,服务员一边客气地道歉,一边迅速熄掉了所有的灯。我们在黑暗里又聊了很久,柯马丁原本有些疲倦,后来,他谈起一个新的话题——如果重写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第一章,他会写得更加"极端"、更具颠覆性。他讲述着自己最新的思考与研究,它们将成为有力的证据,黑暗中,他的眼睛猛然又绽开光芒。


 


 

 秦峄山刻石宋摹刻本局部,作为秦始皇所立的七块石刻之一,原石已毁。绝大多数学者以为,这些石刻既无史学意义,也缺乏文学价值,柯马丁却从中发现了早期中国文化嬗变的过程


 

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


 

《生活》:你翻译过秦始皇石刻以及《诗经》的部分内容,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。中国诗歌有许多言外之意,翻译时很难表达,顾彬翻译中国诗歌时会添加很多注释。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?

 柯马丁:我没有集中地做过翻译,我翻译的主要是早期中国文学的一些内容,它们与唐宋文学、中国现代文学非常不同。当然,我也会注意诗歌的节奏、押韵这些问题,也加了大量的注释。但是,对我来说,翻译不是最后的目标,翻译是一种研究的工具。

 

《生活》:你的文化背景很复杂,你在德国长大,在美国任教,研究中国古代文学,三种语言经常需要相互转化吧。

柯马丁:中文是我的第四门语言,首先是英文,其次是拉丁文,然后是法文,第四门才是中文,最后是日文。

我离开德国接近18年了,一直生活在英语的环境里,德文对我来说已经有些陌生。前段时间我用德文写一篇论文,感到有些困难。

事实上,可能并不存在完全正确的翻译。与原文相比,在翻译的过程中,我们会得到更多,还是失去更多?即便在同一种文化内部,同一种语言里,由于时代不同了,内容也会有很大的差异。再举一个例子,作者写完一部作品,交给读者,每个读者的理解不同,也会出现不同的"翻译"。

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一门课,就是讲"翻译"的问题。"世界文学"(英文World Literature,德文Weltliteratur)的概念,是从德国起源的,1827年歌德对"世界文学"的倡导,让这个概念更加深入人心。以前欧洲人谓的"世界文学"就是欧洲文学,歌德开始关注伊朗文学,当然还有中国文学,当时他提出"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"。

"世界文学"在当下又有了新的含义,变成了"全球文学"(Global Literature)。以前我们会区分英国文学、德国文学、法国文学,而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,北岛一定是中国文学吗?村上春树一定是日本文学吗?本土文学受到全球化的影响,很多外语词汇和思维方式已经在原文里有所体现,在这种情况下,"翻译"又意味着什么?甚至是否还需要"翻译"?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。

"翻译"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命题——文化认同的问题。在全球化的过程中,需要注意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,历史的差异、宗教的差异、生活方式的差异,要允许多元文化的存在。我觉得不应该过度强调文化的陌生感,当然,也不能没有陌生感。我们需要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。

 

《生活》:你在《秦始皇石刻: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》中提到,秦始皇在中国东部竖立石刻,意在宣示对该地区臣民与神灵的征服。这让我想起特洛伊之战,希腊人和特洛伊人都在寻求神灵庇护,诸神也分成不同阵营参战。春秋战国时期,各诸侯国是否存在不同的神灵世界?

 柯马丁: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——当然,这是我的推测,秦始皇竖立石刻的地方,除了碣石,都在山上,是传说中可以与上天、神灵沟通的地方,对当地的臣民而言,它们则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。秦始皇要控制不同地区的宗教认同,这也是他统一帝国的一种形式。

从秦始皇开始,帝国成为一种理想,需要追求统一,甚至强迫统一,要将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版图,抛弃其他文化,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。

真正的帝国意识是什么样的?当年英国自称"日不落帝国",整个世界都是英国的,但是在不同的地区仍然保留着不同的文化。中国却并非如此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,中国的版图非常大,时区却只有一个。

 

《生活》: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,文化心态很重要。

柯马丁:我现在经常来中国,每年起码要来五六次,在中国也有很多同事和朋友。我觉得,中国文学研究缺乏一种比较性的方法。20159月我和艾朗诺(Ronald Egan)、田晓菲、商伟他们一起到北京参加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会议,谈论各自的学术研究方法。会议结束前,我对在座的中国学者说,我有三个请求。

第一,汉语是我的第四门语言,我尽力地用第四门语言与中国学者讨论问题,中国学者愿不愿意学习一门外语,起码是英语?

第二,我一直尽力地读中国学者的新文章和新著作,就在那次研讨会上,我的论文还引用了一篇文章,是一位北大学者一年前在日本的杂志上发表的,很多中国学者都没有注意过。所以,我请求中国学者,愿不愿意也读一读我们的文章,愿不愿意接受另一个角度的研究方法?

第三,我虽然集中研究中国文学,其实还有大半的时间在读古希腊、古罗马、古埃及等等其他文明的文章。如果只了解一种文化,那你其实什

么都不了解。如果没有比较的视角,就不知道什么是共同的,什么是特殊的。当然,这是你们的选择,如果你们不愿意这么做,你们所做的中国研究,对研究其他古代文明的学者而言,没有任何意义。因为这样的研究没有"护照"。

很多中国学者觉得,西方人不懂中国,中国古代的思想在西方没有影响力,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。如果你希望你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能够被世界学界所接受,甚至对其他古代文明研究产生影响,你必须也要接纳其他古代文明研究,让它们可以进入你的研究系统,并对你的研究产生影响。

 

《生活》: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孤立存在。

柯马丁:现在也有一种所谓"例外性"的概念,认为中国是特殊的,只有中国的理论和解释才能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,外国人的解释都不对。

 

《生活》:这也是一种中华帝国思维的延续。 

柯马丁:统一思想。如果一直如此,中国文学研究根本没有希望和前途。

 


 

 秦始皇兵马俑前面总是人山人海,自出土以来,它们吸引着来自异国研究者的目光


 

儒生阶层与经典重塑


 

《生活》:西汉时,刘歆曾强调文化衰落的三个阶段,以道德感的高低来判断文学与文化的高低,这种道德标准从何而来?

柯马丁:汉朝是一样特殊的朝代,和秦朝不同。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,秦国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,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就像是一个从原始森林里走出来的人物。汉朝没有历史,需要创造自己的历史,来回答一个王朝的终极问题,确立自身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。

汉朝的帝王有这样的需要,官学、太学兴起,儒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汉朝的儒生们伪造了秦始皇"焚书坑儒"的说法,质疑秦朝的合法性,同时他们也证明,汉朝同样拥有自身的历史与传统。

刘歆生活在西汉末年,是一个国家走向衰落的时期,在这样的时刻,王朝更加需要历史。

 

《生活》:刘歆的时代也是"灾异论"盛行的时代。

柯马丁:这是政治话语中最有说服力的表达方式。"灾异论"的形成意味着国家出现了危机,西汉后期的皇帝都比较软弱,国家走向衰落。政治问题突出,也出现了阴阳五行学说,形成了汉代的宇宙观,建立起新的阐释体系和秩序。儒生们也利用"灾异论"树立起自身的权威,形成一个文化阶层。汉代的儒生基本都是政治家。他们标榜一种道德感,

但事实上他们自身并没有道德感,只是一种政治策略。这也一直是中国儒生的问题,他们一面依附于帝王,一面又不断地批评帝王。

 

《生活》:伏尔泰也遭遇过相似的处境。

柯马丁:是的,但是,在伏尔泰之后,法国很快就不是帝国了。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,法国思想家萨特和总统戴高乐的思想可以说水火不容,有人认为,萨特晚年有些言行是在犯罪,但是戴高乐说,我们不能逮捕伏尔泰。法国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,对于那些猛烈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比较宽容。

 

《生活》:最初是什么契机让你意识到"焚书坑儒"是伪造的?

柯马丁:汉代人说秦始皇破坏传统,其实秦国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的350年,都是一个非常保守和传统的诸侯国,一直在模仿西周。

我研究石刻文的时候发现,这些石刻文都是非常传统的政治话语,如果发生了"焚书坑儒",为什么还会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?这太矛盾了,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,我就去看更多的早期资料,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"焚书坑儒"的说法。西汉初年,贾谊写《过秦论》分析秦朝的过失,根本没有"焚书坑儒"这样的说法。西汉初年对秦代的评论和东汉不同,基本上还是赞成秦始皇,批评秦二世,后来之所以出现"焚书坑儒"的说法,是因为一些汉代的儒生要建立自己的地位和权威。

我们相信,"焚书"确实发生过,确实焚烧过一部分书,对"坑儒"则持怀疑态度,我们找不到证据,一个被坑杀的儒生的名字也找不到,反而有一些典型的案例,比如儒生伏胜、叔孙通,都是秦朝宫廷的"博士",后来又进入汉朝。

我觉得秦始皇不是在破坏传统,而是在控制传统。他没有破坏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,而是找了"博士"编撰,进行经典化,形成所谓的"五经"。我认为,"五经"的经典化是秦朝的事情。如果你要创造一个经典,就要先说明什么不是经典,需要丢掉。秦始皇破坏的是他所认为的经典以外的东西。这是"五经"的思路,也是《四库全书》的思路,汉武帝其实也是如此,"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",在这一方面,汉武帝和秦始皇是完全一致的。

秦始皇是在强调经典,不是破坏经典。汉代的儒生正好把这个故事反过来说了,而中国的教科书仍然在延续这个说法。

 


 

△ 中国人记忆中的秦始皇,与两个无比恢弘的意象密切相关——长城与兵马俑。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,人们仍然愿意用秦始皇时代的古老意象来象征现代中国的崛起。吊诡的是,它们被视为民族的骄傲,文明的象征,而秦始皇本人却还是被当成"暴君"——焚书坑儒,穷兵黩武,徭役沉重,法令森严


 

如果重写中国文学史


 

《生活》:前面讲到的许多问题都意味着,汉代是特别重要的时代,直接影响了后世对汉代以前经典的认知,但是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。

柯马丁:我想是的,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,汉代的经典化、文本化(textualization)也都非常重要。我在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中也比较强调这一点。

 

《生活》:因此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第一章你写到西汉为止,因此从东汉开始,书面文本(written text)越来越重要。

柯马丁: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开始孙康宜问我要不要写先秦诗歌这一部分,我说,第一,我不写先秦,如果写先秦,必须也要写西汉;第二,我不写诗歌,要写就写整个早期文学的发展过程。所以他们后来改变了整个的结构。

从西汉到东汉,最大的变化发生在西汉末期王莽时代。在儒家思想经典化的过程中,王莽时代特别重要,如果没有王莽,我们的经典肯定很不一样。当然,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把这件事情也反过来说了。

此外,西汉末年的文本系统已经存在,东汉时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,就是纸。它带来了巨大的改变。所以,我觉得,东汉文学和西汉文学完全不一样,西汉文学基本还是战国末期的延续,东汉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现在来看,我觉得我写得还是太保守,如果今天重新写,肯定会写得极端得多。

 

《生活》:怎么极端呢?

柯马丁:我继续研究《诗经》,越来越不相信《诗经》是三百首独立的诗。这些诗有长有短,有些长诗很明显不是一首诗,而是一种合成文(composite text),有些看起来是一首诗,其实有散文或者今文散文的成分。另外,有一些短诗也不是独立的,尤其是《周颂》。我现在看《诗经》,不是一篇一篇的诗,而是一组一组的题目。很难说某一首诗

是从哪里开始的,或者在"毛诗"之前这些诗的形式到底是什么样的。

"清华简"的《耆夜》里有首诗叫《蟋蟀》,"毛诗"里也有,但两者很不一样,正好50%的字和词是一致的,还有50%完全不一样。现在中国学者在讨论,这是一首诗还是两首诗,他们大多认为是一首诗。他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:哪一首早,哪一首晚,哪一首真,哪一首假,哪一首好,哪一首不好。我觉得这些推测都不对,其实并不存在原文,只是有一个题目、一个意象或者一个故事,叫《蟋蟀》。比如,有一天你和朋友喝酒,你用你的词汇和方法唱《蟋蟀》,第二天我唱我的《蟋蟀》,选择我的词汇和方法。哪一个才是原文?我把这些诗看作一个题目下的不同的具体的实现方式,不存在原文,而是很多种可能性。

如果现在研究《诗经》,我会这样写。我和宇文所安有一个计划,2016年会写一本书,研究《离骚》,我们的基本概念是《离骚》不是一首诗,也是一种合成文,是被编起来的,有两种不同的传统在里面汇合,《九歌》的传统和《九章》传统,这两种语言很不一样,在《离骚》中有一部分非常像《九歌》,下一部分非常像《九章》,而且这两个部分确实是分开的。所以《离骚》的文本是被创造的。

 

《生活》:这两种传统是否都来自南方?

柯马丁:是否来自南方,这很难说,现在资料不够,还做不到这个分析。我推测都是南方的,或者说就是楚国的。

我觉得,《离骚》经典化的文本,恐怕是淮南王刘安宫廷中的文人们汇编的,淮南国的国都寿春以前也是楚国的国都。我推测,屈原原来应该是楚国的政治神话人物——我不是在说屈原不存在,而是他变成了楚国的象征,后来,楚国变成汉帝国的一部分,屈原的故事变成国家的故事(national story)。你看司马迁写的《屈原列传》,屈原认为:"秦虎狼之国,不可信",他就被放逐了,到了汉代,屈原对秦国的批评,就变成了汉朝对秦朝的批评。只有到了汉代,屈原才变成一个国家的英雄(national hero),在汉代之前,并不存在这样的文本与评价。

另一方面,屈原也存在被神化的过程,我觉得,《离骚》是在表演屈原的故事,他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,可是,到了汉代,尤其在司马迁笔下,屈原变成了《离骚》的作者。我认为,屈原是《离骚》的题目,不是《离骚》的作者。

 

《生活》:这些推测太有颠覆性了。

柯马丁:如果重写文学史,我可能会强调这些新想法。当然,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基本的意义并不是介绍自己的特殊的概念和最新的研究,而是综合性地呈现大家都基本同意的内容,所以肯定会比较保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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